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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航天不缺制造缺的是‘飞行机会’”

　　这几年，全球商业航天发展迅速，已然成为国家科技竞争与产业链升级的新赛道。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应用的跨越成为国内商业航天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

　　“将航天产品从‘实验品’变为‘工业化产品’是商业化的关键一步。”“用造汽车的思路造火箭，成本才星空综合集团官网能降下来。”“中国缺的不是火箭，而是缺‘发射’，是在飞行中试错与迭代的机会。”这些充满锐度的观点来自一场以“跨域破局·智联生态——商业航天商业化路径探索”为主题的圆桌对话，直指产业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1月22日，在北京举办的“创投会客厅双年会暨‘预见·2026’年度榜单发布盛典”上，元航资本合伙人陈东担任主持，与四位来自商业航天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践行者展开对谈，包括航天测运控领域的航天驭星资深副总裁曹梦，专注太空态势感知与数据运营的开运联合副总裁史敬，研制可复用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的九州云箭合伙人王竞研，以及专注于火箭部组件结构创新的光年探索总经理王立朋。

　　四位嘉宾的背景汇聚成了商业航天从动力系统、关键结构件，到测控服务、态势感知，直至最终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他们的讨论围绕一个核心矛盾展开：在从技术验证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过程中，中国商业航天如何突破星空综合集团官网成本限制实现规模化与高质量并行？未来的产业生态又将如何构建？

　　商业航天的商业化应用之路，一个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低成本，只有成本降至市场可广泛承受的区间，卫星互联网、太空探测、空间实验等应用才具备经济可行性。然而，传统航天工业长期带有“小批量、定制化”的特点，导致成本高、周期长。

　　曹梦一针见血地指出，在SpaceX崛起之前，全球航天产品几乎都属于“科研实验产品”的范畴，每枚火箭几乎都是为完成发射特定载荷而“量身定做”的产物，这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要求相去甚远，代价自然是高昂的成本。

　　首先，根本路径在于思维转变：从“一次性定制”到“可重复使用”。王竞研所在的领域“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正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核心技术驱动力。他用简单的例子阐明了复用与降本的关系，比如把会场桌子上的一次性矿泉水瓶替换为可循环使用的保温杯，复用能够持续摊薄单次使用成本。

　　而SpaceX也是通过火箭的回收与复用实现了发射价格的持续下降。基于此，王竞研做出了乐观预测，目前国内一次性火箭发射成本约每公斤5-6万元，通过火箭回收有望降至2.5万元，随着材料与技术迭代，未来甚至可能降至万元以下。

　　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商业模式的重构。“让运载火箭像飞机一样，成为标准化的、可定期飞行的‘航班’，从而根本性解决定制化问题。”曹梦也认同这一观点。其实，SpaceX正是通过将火箭变为“航班化”产品，并采用“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互联网产品开发模式，在真实的飞行中测试验证、持续改进，颠覆了传统航天的研发范式。

　　其次，规模化量产是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但是“量”从何来是关键。曹梦回顾自身经历时坦言，曾以为一次性投产30发火箭已是“巨量”，但对摊薄边际成本而言几乎是杯水车薪，而真正的转折点来自于“低轨巨型星座”概念的兴起，像“星链”这样的计划需要成千上万颗卫星时，为批量化生产提供了可能。

　　比如，SpaceX去年公布了一支全自动星链卫星生产线视频，展示了通过极致规模化和自动化将成本压至最低的工业逻辑。然而，王立朋从制造角度提出了一个现实悖论：火箭在短期内根本没法达到汽车那样的产量规模（国内汽车年产量超3400万辆）。那么，在没有“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规模化降本”？

　　这就引出了第三条降本思路：借力中国深厚的工业化体系，通过跨界合作降低成本。王立朋分享了一些实践做法，虽然火箭产量有限，但制造火箭所需的技术、材料和设备在其他行业已有大规模应用，他们的策略是主动嵌入现有成熟工业体系。

　　例如，他们与传统汽车钢材产业合作，使用汽车上已大规模应用的一种“超强钢”（强度可达2200Mpa）来制造火箭贮箱（仅需要1500Mpa左右）。对于年需求达数十万吨的汽车业，分出几千吨给航天业几乎没什么影响，但航天业却因此免去了从头研发特种钢的巨额投入。

　　再比如，大型火箭贮箱需要进行热处理加工，他们也并未自建大型设备，而是找到一家核能设备制造企业，利用其现成的超大尺寸热处理炉进行加工处理。王立朋总结道：“利用国内现有的工业基础、工业实力跨界进入航天领域，是降低商业航天成本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实质上是将航天的“小批量”需求，嫁接在国民工业的“大规模”产能之上，实现成本的“隐形”摊薄。

　　最后，材料与制造工艺的创新是持续降本的微观基础。王竞研指出，除了火箭的回收复用，在材料端和机加工环节仍有巨大降本空间。比如，当前航天许多部件依赖昂贵的3D打印等定制化工序，正是因为未形成标准化和规模化。

　　对此，王立朋团队研发的“不锈钢胀形技术”将贮箱成本降至传统方式的七分之一，这就是工艺创新的一个例子。他回忆此前在“国家队”时“一代火箭一代贮箱，一代贮箱一代材料”的模式，而商业航天的逻辑恰恰相反，不是为了技术储备而不计成本，而是为了应用普及必须极致控制成本。

　　嘉宾们普遍认为，商业航天的“降本”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从定制到标准的理念转变、从出售产品到提供“航班化”服务的商业模式创新、跨界产业协同以及制造工艺的持续升级，核心目标是将航天活动从高不可攀的“科研试验”转变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持续的“工业流水线”。

　　降低发射成本为商业航天规模化创造了条件，而产业的长远发展还需要形成完整的应用闭环、构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几位嘉宾围绕基础设施、数据运营、应用场景与未来前景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空间基础设施是生态建设的底层支撑，其内涵正在不断丰富，曹梦对未来空间基础设施的演进提出了前瞻性看法，他认为，当前业界聚焦的“通、导、遥”只是初级阶段，参考地面通信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的发展路径，在完成基础网络覆盖后，服务必然会向“算力”与“存储”延伸。

　　未来的天基系统也可能遵循类似路径，通信是核心基础设施，“导”和“遥”可能将融入其中，不再孤立存在，共同构成一个集通信、计算、存储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信息网络。这也预示着商业航天的竞争将从单纯的发射和组网能力，升级为空间信息综合服务能力。

　　在基础设施之上，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应用是生态价值变现的关键环节，史敬所在的太空态势感知领域是这一环节的代表。他介绍，公司通过构建天基地基观测网络，打造中国的太空轨道数据库（AOE）来解决空间安全与交通管理的“卡脖子”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商业化实践，目前他们已通过销售太空数据、事件报告及相关系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入。这印证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在看似前沿、投入周期长的领域，只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如空间安全监管、在轨碰撞预警、太空目标监测等），数据本身就能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史敬强调，“商业航天应成为‘国家能力的放大器’，并通过自身产业化运作拉动整个产业链，尤其在应用和成本层面。”

　　应用场景的拓展决定了生态的广度与活力，史敬展望了未来“星空城市”的愿景，随着巨型星座的建成，卫星服务将更普及，可能催生“星空车路云网图”等融合创新场景，服务于城市发展与日常生活。

　　展望未来，王竞研则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提到了两个令人憧憬的应用：一是全球卫星通信，让大家出国后也能便捷、安全地使用本国卫星网络；二是太空旅行，他类比高铁和绿皮火车，认为未来20年内乘坐火箭进行洲际旅行将成为现实。

　　相较之下，王立朋的视角则更具战略纵深，他将卫星信号与国家的科技、商业影响力直接关联起来：“我们的卫星信号能到哪儿，那么我们的无人机、智能手机、移动应用和服务就可能拓展到哪儿。” 这意味着，商业航天构建的全球覆盖网络将成为中国技术标准、产品与服务“出海”的“太空通道”。

　　纵观嘉宾们的展望，商业航天的未来生态将是一个由标准化、低成本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系统作为运输基础，由巨型通信/感知星座作为空间节点，由地面测控与数据网络作为支撑，提供通信、导航、遥感、计算乃至旅行等多元化服务的庞大体系，它不仅是商业利益的角逐场，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前沿探索和人类共同命运的新版图。

　　然而，构建这样的繁荣生态还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曹梦把“发射机会稀缺”称为商业航天之困，并犀利地指出，国内不少卫星已研制完成却常因缺乏发射机会而只能在地面等待，问题不在于缺乏火箭，而在于缺少可供频繁发射、在轨测试与迭代的飞行机会。

　　他以汽车自动驾驶做类比，其经历了漫长的上路测试才使得自动驾驶技术愈发成熟，航天产品本质上也是自动驾驶系统，也需要获得类似的“上路试飞”权利。在曹梦看来，只有当发射变得足够频繁、成本足够低廉航天产品才能像软件一样快速迭代，整个生态的创新循环才能被彻底激活。

　　回顾整个圆桌对话，嘉宾们既关注通过工业化手段降低成本的现实路径，也展望了以生态思维构建未来的长远图景，商业航天的破局，要脚踏实地推动制造与运营的革新，离不开前瞻布局应用与生态的建设。

　　当然，这条路注定不易，但正如他们对话中所展现的智慧、勇气与远见，中国商业航天已然在脚踏实地的探索与仰望星空的憧憬中缓缓启航。